淮宝县在华中敌后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地理位置来说，淮宝是泗阳、淮安、淮阴、宝应、盱眙五县的边缘地区。
它西濒洪泽湖，东至大运河，南临淮河入江水道南三河，北抵苏北重镇淮阴。
此地河湖港汊，纵横交错，地形复杂，人口约40万。
从经济和交通方面来说，淮宝又是一个富庶之地，盛产大米、黄烟、鲜鱼、芦柴，被称为“苏北粮仓”、“鱼米之乡”。
这里虽是水网地带，陆路不便，但水路却四通八达，其中盐河上连洪泽湖，自古为盐运通道，因其盐运功用而得名盐河。
因是盐运通道，所以在高良涧设关收税，数量十分可观。
淮宝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淮南、淮北、苏北、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结合部，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宝林集区设立“林集交通站”，新四军四师在林集区设立“林集敌工联络站”，淮宝县在林集区设立“林集情报站”。
解放战争时期，苏皖边区政府、江淮地委在淮宝山阳区和黄集区设立武装交通工作队。
由此可见，在革命战争时期，淮宝县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在党的交通情报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多次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传递重要情报和护送重要干部的特殊使命，从未出过意外事故。
使命光荣，任务艰难。情报交通员，不惜牺牲，也要完成使命。
本章着重介绍一下在交通情报方面肩负重要使命、作出巨大牺牲的革命先辈们。
淮宝县战斗在情报战线的沙连华和陈干两名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他们死得其所，死得壮烈，死得光荣。
众所周知，因为特殊身份和重要使命，党组织对交通员的选拔有一些特别要求。
交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政治坚定，对革命忠实；思想纯洁，不贪污腐化，不嫖不赌，不受外界任何影响而动摇；身体健康强健，无不良嗜好；胆大心细，沉着机警，有克服困难及坚决牺牲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记忆力强，语言清楚，能识普通文字。
对交通员的职责也有八条规定，其中第八条是：“如途中遇敌，应很沉着的迅速设法脱离，当自己如果负伤时，若双人出发，应把信件交给另一人脱险，如单身一人，应将信件埋入土中，或放到嘴里嚼碎，或撕碎放在泥里，若被俘时应有高度的革命气节，决不屈服，不泄露革命的任何秘密。”
沙连华和陈干就是在严苛的条件下脱颖而出，被党组织挑选为淮宝县的情报交通员。
沙连华，一八九四年出生，家庭贫穷，原籍今金湖县金沟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参加革命，生前是淮宝县交通局的政治交通员。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日寇调集重兵向根据发动大“扫荡”，我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相继转移、撤退。
九月中下旬，根据地大部失守，蒋坝、高良涧、顺河集相继被日军占领。
十月上旬淮宝县委领导带领400多名干部北撤到运河以东的阜宁县的益林镇。
而日伪军队疯狂捕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建立县、区、乡伪政权，各条交通干支线均被敌人严密封锁，切断了淮宝县委与五地委和七地委的联系。
淮宝县委为了长期坚持淮宝地区的革命斗争，演绎了“三出三进”的历史篇章，付出了重大代价。
为了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汇报淮宝的战斗情况，县委决定选派优秀交通员，穿越100余华里的敌占区和层层封锁线，与苏北阜宁县的华中五地委联络。
在严峻的形势下，政治交通员沙连华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份光荣又艰巨的重任。
他凭着一颗忠诚的心，胆大心细，机智勇敢，仗着多年的交通经验，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一天，他扮成小商贩，担上四十斤黄烟，顶着刺骨的寒风，踏上充满危险的征途。
临行前，领导再三嘱咐他，路途艰险，责任重大，要提高警惕，文件决不能落到敌人手中。
沙连华果敢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决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
他担起烟丝上路了。一路上，他靠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敌人巧妙周旋，通过了敌人的多次盘查，突破了运河封锁线，终于和五地委取得了联系，并带回了党的指示和正面战场上我军大捷的消息，给坚持淮宝的干部战士以极大的鼓舞。
沙连华同志就这样多次完成党交给的传递情报的艰巨任务。
杨效春同志率支队和全体淮宝干部第三次进入淮宝后，全县的斗争局面已经打开，县、区、乡政权逐渐得到恢复和建立。
杨支队长到淮宝虽带了一部小型电台与地委联系，但同区、乡的通信仍靠人员来往，遇到重要事情，还要派交通员到地委去。
淮宝恢复的地区逐步扩大，迫切需要干部，于是县委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派沙连华去五地委，接迎五地委派往淮宝的干部，联络好渡河的船只。
然而，沙连华在返回途中，过运河封锁线时，被敌人逮捕。敌人先是严刑拷打，千方百计逼他说出党的机密。
当一切都妄费心机时，敌人残忍地将其手脚捆在一起抛入运河，沙连华为党的交通事业英勇牺牲。
和沙连华一样，陈干也是淮宝县的交通员，由于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材料很少，所以，陈干的籍贯，年龄都不清楚。
一九四一年十月底，在交通员袁守权、朱学年先后两次过运西联系淮宝县委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三次选派交通员陈干去联系淮宝县委。
陈干以卖盐作掩护，他机智地通过了敌人运河线上八千据点的盘查，过了运河，到了白马湖边的小堆头，找船西去“卖盐”。
由于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在敌人又一次盘查时，说错了地名，露出了破绽，被敌人枪杀。
沙连华、陈干为党的交通事业，为淮宝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淮宝人民一定会永远铭记烈士的英名和他们的光荣事迹。
1943年元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城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
为确保宝应到淮阴县100多华里运河线的交通安全，3月份，华中局决定在淮宝县运河边上的林集码头屠大桥（现为淮安区林集镇利民桥）附近，建立“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宝县（林集）转运站”，对外称“林集交通站”，委派李萍为交通站站长。
林集交通站与苏中区的宝应县张集交通站（今淮安区平桥镇）以及原有的新四军四师林集敌工联络站、淮宝县林集情报站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秘密交通网络，开展运河两岸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工作。
当时，日伪军为了阻隔运河两岸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从淮阴到宝应之间的100多华里运河线上设大小据点21个，其中泾河、平桥两个据点还设有日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各据点的行动，严密封锁运河两岸交通。
可见，林集交通站工作难度之大。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有三项：送发文件、信件、报纸；护送干部和部队安全通过运河封锁线；配合惩处汉奸、特务。
交通站要顺利完成前两项任务，必须首先做好第三项工作。
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同志们有一种说法，叫“不怕鬼子进村，就怕汉奸带路”。
所以，交通站特别重视惩处死心塌地的为日伪卖命的汉奸特务，为民除害，为交通工作扫除障碍。
平桥镇处于淮安与宝应之间，西与林集区隔河相望。平桥据点设有日军指挥所、特务队、警务局、自卫队和淮海大队部，对林集交通站的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943年冬天，新四军四师林集敌工联络站站长刘晓屏向林集交通站提供一个重要情报：
驻平桥据点的“地头蛇”彭敬波为谋取区长职位，向伪县长沙贵章表示忠心，夸下海口，近期准备干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以平桥为中心，向运河东西两岸推进五至七里，建立伪乡、保政权；第二件事是联络特务队翟六麻子、马立本搞垮交通站和联防队，破坏林集区区乡政权。
由于彭敬波家住平桥东头，之前与交通站接触过，知道一些交通线路和联络关系，现在他为谋取升官更是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将直接威胁交通站执行交通任务的安全，破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面对这个严重局面，交通站、区队和联防队决心铲锄这个包藏祸心的汉奸卖国贼，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共同研究制订了严密的锄奸方案。
一天晚上，站长李萍扮成伪军官，王建高、孙国喜等三人一身伪军打扮，跟在李萍身后。区队一个班到运河东，埋伏在伪据点南门外。刘晓屏和区队在运河西岸接应。
李萍他们由徐彦山带路，快到平桥南门口时，四人各点一支香烟捏在手里，遮住香烟的亮光，在离岗哨二十几步远处，他们将香烟衔在嘴上，大摇大摆前行。
南门口的岗哨是高毕华的自卫队，一会儿，两个哨兵发现他们四人，大声喝问“什么人？”“口令？”
李萍把香烟一挥，用长官的腔调骂道“他妈的！这会儿要什么口令！”说着已冲到岗哨跟前。
哨兵看到一个长官后面跟着昂首阔步的“侍卫”，给弄懵了，搞不清是哪位长官，连忙“立正”，目送长官进入据点。
他们进围子后，只见家家户户门都敞着，门板都被下掉，做工事用了，时间不长，他们摸到彭敬波小老婆家，门也敞着。
四个人从门旁掩进屋里，摸进房里一看，彭敬波和小老婆都睡得像死猪一样，正打着呼噜，做着美梦。
队员们用枪口、刺刀尖对着狗男女的胸膛和脑袋，“不许动，举起手来！”
他俩被惊醒时，老奸巨猾的彭敬波看到眼前的一幕，大惊失色，但马上镇静下来，自知无法脱身，满脸堆笑的说：“长官是哪部分的？兄弟，有话好说。”
装着没事人似的，以为花几个钱就没事了。孙国喜二话没说，上去将彭敬波反绑起来，给他披上大衣，戴上礼帽，然后佯称说沙县长请彭先生有要事商谈。
众人顺手把彭敬波小老婆反绑在床腿上，嘴里堵上棉花团，大声对她说：“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喊乱叫，明天送彭先生回来。”
孙国喜为了保险起见，担心彭敬波诡计多端，于是拉着手榴弹导火线与彭敬波套成“X”膀子，径直走向围子南门，那两个哨兵见到彭敬波陪同“长官”到来，又是一个“立正”，目送一群人出了南门。
李萍一行离开平桥围子不远，就从堆上下来向东直行，向芦营子方向前进。
围子外面警戒的一个班区队，见抓到彭敬波，十分高兴。其中一个愣头青队员高兴得过了头，忘记了这是危险的敌占区，竟然对着平桥围子方向打了几枪，然后才跟着队伍走。
这一下想制止已来不及。枪声一响，惊动了围子里的敌人，一时间围子里一片混乱，叫喊声、枪声响成一片。
同时，运河里的日军汽艇也出动巡逻。意外情况的发生，打乱了事前的计划，增加了交通站执行任务同志们的危险。
于是，他们加快脚步赶路，而彭敬波意识到了事情的转机，耍赖不肯快走，推三阻四，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同伙救援。
李萍决定改变计划，临机处置，就地处决彭敬波，然后再向组织汇报。
他决定将处决汉奸彭敬波的任务交给孙国喜。孙国喜连开两枪，结束了罪大恶极的彭敬波狗命。
李萍一行人立即从泾河北面十涵洞渡运河到运西管文初家。
林集交通站机智、果敢处决了汉奸彭敬波，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蚕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抗日交通站的阴谋。
惩处彭敬波，对汉奸特务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一时间，一些地痞汉奸、特务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伪乡保长也比以前老实了许多。
从那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平桥镇伪乡长虽先后更换五六个人，而交通站仍然能顺利完成护送党政军领导的任务。
林传兴，1927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宝应县胡家集区白云乡石岩村。
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刘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
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邱先生是秘密情报员。他们都为抗日当了3年的秘密情报交通员。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林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林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林，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
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林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林传兴回忆说。
我不知道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传信”，即干交通，但当时我确实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有自己的大名了。
1942年，林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
由于好奇，林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
刘先生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林字为双木林)对接。
林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
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
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林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太君，我的卖柴的干活。”林传兴机智地答道。
“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
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林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林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
林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双木林”。
在收柴时，林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林传兴两个“粑粑”充饥。
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林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
后来，林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预防敌人的检查，林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
敌人见林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警惕，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林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
要护的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林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
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君、老总，我们是到盐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
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
“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甘家骐(淮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林传兴激动地说。
“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沽口，顺利回到了宝应抗日根据地。”林传头对当时的事情记忆犹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林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注①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