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淞沪会战，国民政府70万野战陆军，最终不敌约30万鬼子兵。
1938年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李宗仁50多万大军差点被20多万日军包了饺子。
同年的武汉会战，蒋介石亲自指挥的110万大军，还是被不到30万日军击败，武汉沦陷。
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日本人更是出动了史无前例的50万大军，只有对比一下才知道此战的危险。
“豫湘桂战役”是国民政府一方的称谓，日本人的战役代号是“一号作战”，被东京参谋本部称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日军纠集了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等侵华日军主力，还从关东军调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地面兵力达到了历次战役的峰值。
由此仅就兵力对比而言，客观来说，即便是百万国军也是必败之局。
日本人内部又称此次战役为“纵贯大陆交通线作战”，也就是要打通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再到华中、从湖南经广西最终进入越南的铁路交通线。
因为太平洋战场的水上运输线已被美军基本封锁，位于越南西贡的“南方军”司令部饿得快不行了，迫切需要补给渠道。
而海军已经没有力量翻盘了，于是日本人无奈之下，认为陆军还能打打，所以选择了打通陆地交通线。
在这条准备打通之漫长的铁路线上，黄河以南的河南省（豫）大部，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蒋鼎文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洛阳。
岳阳附近新墙河以南的湖南省（湘）大部，也在薛岳的控制之下，第九战区长官部位于长沙。
而广西（桂）当时更是抗战的大后方，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这都是日本人想打通铁路线以及摧毁机场群，而必须新增的攻取之地。
现在该明白“豫湘桂战役”的名字由来了吧？
所以豫湘桂战役的战场范围非常巨大，其中河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豫中会战”，湖南段的战事又被称为“长衡会战”，而广西段的战事则被称为“桂柳会战”。
一次战役涵盖三场大型会战，规模可想而知。按理说，日本人到了1944年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国军最终失利，也不应该败得太惨。
可是结果如何呢？结果是，除了方先觉①守衡阳有一抹亮色外，余皆一败涂地。
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新建了14个混成旅团和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及汽车15000辆。
按照当时的中日战力比，没有个150万以上的军队应战，重庆一方都很难守住上述地区。
但问题是，可以打败仗，却不应该败得如此之惨！
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是连蒋介石都没有料到的事情，更让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的军队大失所望，间接催生了《雅尔塔密约》的签定和苏军后来出兵东北，其军事和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已经得到了一定美援和美械的国军，为什么会败得如此之惨呢？
除了兵力上的对比差距之外，归结起来还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国军高层的战略误判非常严重。
战争进入到1944年以后，日本法西斯的败象已露，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几近崩溃，上自蒋介石下至各战区司令长官，都不认为日本人还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在日本人紧锣密鼓酝酿“一号作战”的1944年3月间，蒋介石还跑到衡山呆了两周多，期间召开了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然而此次会议没有研究任何日军可能发动攻势的议题，而是部署1944年的部队调整、换装和局部反攻事宜。
在蒋介石等人看来，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抗战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
比如第一战区蒋鼎文，换掉卫立煌之后整整两年都没有进行认真备战，加之跟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内斗不止，所以黄河河防形同虚设。
第九集团军（高霆第九军团升编）总司令高霆多次建议整顿河防防线，但战区置之不理。
甚至连日军留在南岸的一个桥头堡（两个大队的兵力）都懒得清除，因此当日军于4月份发动突袭时，37天连丢38城，真的是一溃千里。
包括之前表现还好的薛岳，也不太认为日军还敢再取长沙，第九战区的应战准备也比较差，遂有长沙的迅速沦陷。
“天炉战法”早就被日本人琢磨透了，再加上横山勇第11军兵力充足，所以薛岳肯定要败走麦城。
第二，国军内部的腐败和“等胜利”思想非常严重。
从1939年以后，日军并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级进攻行动，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等，都属于“短切突击”的扫荡式作战，也就是重创国军部队、破坏所到区域后，打了就跑。
尤其是1942年以后，这种态势更加平常，第一和第九战区平安无事（常德原属第六战区），所以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入到深水区后，既然没有大仗可打，两个战区部队驻防相对比较稳定，腐败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省边区总指挥的汤恩伯，本来抗战初期打得还可以，然而后面几年从军人沦为了政客。
汤恩伯每天研究的不是怎样抗日，而是怎么攀龙附凤和扩充军队，手下的兵力从一个集团军扩充到四个，战斗力却反而下降了。
尤其是纵兵殃民，使“水、旱、蝗、汤”成为了河南四大灾害。
所以当日军大举杀来时，汤恩伯的四个集团军迅速崩溃，他和蒋鼎文也被双双撤职。
万般无奈，蒋介石只能以胡宗南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率兵东进阻遏日军兵叩潼关。
其实第九战区也好不到哪里去，薛岳兼着湖南省主席，吏治很是腐败钱也没少捞，甚至还有了脱离重庆拥兵自重的念头，这都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重庆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趋尖锐。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关系上面，集中爆发在桂柳会战期间。
当时两广地区归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广西境内既有中央军、也有粤军和桂军，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和桂军，又只听白崇禧的命令，无论是张发奎还是老蒋都指挥不动。
日本投降已是定局，桂系也在拼命保存实力，尽管方先觉死守衡阳给广西争取了47天的备战时间，然而当日军攻进全州以后，桂柳会战仍然打得乱七八糟。
国军还有另外一个顽疾，那就是“各扫门前雪”，各战区从来不会积极主动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
因此豫湘桂战役开打后，第一、第四、第九战区仓促应战，本来就只有招架之功。
而且由于日军抽调兵力用于主要战场，其他防区的兵力已被稀释到最低程度。
可惜的是，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均没有做出有力配合，奉命出动进行牵制性作战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能从河南、湖南和广西战场上调回一个日本兵。
1944年的国民政府军，尽管坐拥600万以上的军事人员，但是从骨子里透着一股腐朽，这是由蒋介石的独裁和任人唯亲所决定的。
第四，重庆军委会也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队。
在如此规模巨大的会战中，统帅部是必须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战略预备队的，以便在战役进行中随时加强到危险地段。
然而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老蒋很不情愿地下达了滇西反攻的命令，这样，大部分换装美械和半美械的精锐，都去滇西和缅北作战了。
其中包括卫立煌的20多万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昆明警备部队、以及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
这就使重庆方面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拿不出来有力预备队，比如为了阻止日军在贵州的推进，不得不从遥远的第一战区、第六战区甚至第八战区抽兵救援。
同时，蒋介石还不愿意抽调胡宗南的主力南来，胡部当时已经得到了相当美械，并且河防压力大大减轻。
但是老蒋不肯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那怕西南非常危急。这一点甚至连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
而没有生力军的投入，河南、湖南和广西的战场，就只能以原有的兵力维持作战（大约是120万人，三大战区各有约40万的兵力），那么损失一部分就少一部分，最终使战局不可收拾。
豫湘桂战役从1944年4月中旬爆发至1945年1月为止，八个多月时间里国军损兵5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
丢掉了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中小城市，七个大型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用“一溃千里”来形容并不过分。
并且如此的惨败发生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和愤怒不已，也难怪老蒋后来三年就败亡大陆。
因为日本人的这次攻势又被称为“回光返照式的一次行动”，被快死的人给揍趴下了，怎么能说不丢人呢？
除了上述诸点，史学研究者还进一步作了分析。这些分析虽然有些大同小异，但也不乏精到之处。
1944年初，日军因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使得海上交通线被美军切断，不但滞留在南洋的数十万日军与本土失去了联系，甚至连本土都受到了美军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改变了战争策略，将主攻方向从太平洋战场移至中国战场。
日军先后从黄河南岸至信阳，湖南岳阳至越南谅山，衡阳至广州集结了51万部队及250架飞机，对我军发起全面进攻。
日军的意图是打通中国境内由北到南的交通线，建立一条联系南洋的陆上通道。
该战役由于交战地点大多位于河南、湖南和广西三省，因此也被称为豫湘桂战役(日军称一号作战）。
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抗战的第十三个年头（包括东北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也已经历时五年。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洗礼，国军的官兵大多早已不是抗战初期时连飞机、坦克都没见过的生瓜蛋子。
尤其在1944年以后，得到了大批美、苏武器装备支持的国军，在火力上也已经可以和日军不相上下，甚至在炮兵方面还要压过日军一头，完全可以与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炮战。
就是有着这么多美苏援助的装备，又手握雄兵400余万（包括收编的伪军），蒋介石才对国军的实力异常自信，也想在盟军各国节节胜利的时候打出一场漂亮的大胜仗，为自己日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中赢得更多发言权。
于是，在他的组织下，国军针对来犯的三路日军，制定了一整套防御方案，以第一、第四和第九战区担当主要防御任务，参战部队更是多达130余万。
在这场大战中，国军几乎凝聚了华中、华南地区的所有部队，兵力上是日军的2.5倍且处于守势，本应占有绝对优势。
甚至在大战开始前，蒋介石等国民政府军政高官已经开始计划，此战要一举将日寇由西向东全部歼灭，实现酝酿已久的全面大反扑。
可事实却完全与他们的预期相反，看似占有绝对人数优势，又配备了大量美、苏装备的国军却被日军打得节节溃败。
其三条战线全部吃紧，最后不但没收复一寸土地，反而丧失了4个省会、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以及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6000万人民无家可归。
为什么国军这场看似胜券在握的战役会有如此惨败？
难道国军的战斗力真的如此不堪吗？
其实国军一些部队在战斗中还是十分英勇的，其作战能力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
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高层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实力，对待此次战役也太过盲目自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军当时面临着双线作战并受到盟军全球战略的严重影响。
蒋介石可能不知道，盟军在整个二战中的兵力投入重点一直都是在欧洲战场，虽然美英两国也有在亚洲投入兵力保护他们的亚洲利益。
但相比于在欧洲与德国、意大利死磕的精锐部队，亚洲的美军顶多也都是大批量扩编的二线部队，而英军在东南亚的部队更是连二线都算不上，几乎全部都是殖民地的协战军，稍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早已龟缩回本土守护老巢了。
而在中国战场上，英、美、苏三国只有少量的空军志愿飞行员助阵，其它全部都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单独面对日军的进攻，并且是同时在东、西双线与日军开战。
而且，由于抢夺补给线的重要性等原因，国军精锐大半都搭在了对西远征军上，能够抽调到豫湘桂会战上的部队虽然数量众多，但真正能堪称精锐的却是很少。
此外，为了组织缅北大反攻，国民政府几乎搭上了所有的储备弹药，连驼峰航线和其它外界援华的通道也全部被用在了远征军上。
如此一来，就使得东面的对日作战（豫湘桂作战）各部得不到任何外来补给，战斗力自然更是大打折扣。
反观日军，为了准备这场大会战，特地从东北调运了10万匹战马，1500辆汽车，1000门大炮，以及大批量的关东军入关作战。
由于是困兽之战，所以日军此次绝对是用上了全力。
几年前在进攻武汉时，日军甚至调集了36万多人，对武汉守军发动猛攻，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日军在攻打一个地区使用过的空前绝后的强大兵力。
何况此次，日军调集的兵力多达51万之众。
所以，在断绝了外来补给又无法将最精锐的几支部队从远征军抽调回来的情况下，即便豫湘桂会战中国军投入了大批部队，其中也不乏很多部队配备着不次于日军的武器装备，其战斗力也依然要逊于日军一截。
其次，国军各部各自为战，且防共甚于防日
如果说，除了双线作战且大量精锐都无法从西线调回外还有什么原因，那就是国军各部缺额甚多，内部派系林立，各部间根本没有默契可言，且防共甚于防日。
国军的大败看似是没有得到各盟国的援助，西线战场又拖了后腿，但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则在于国军各部缺额十分严重。
可以这样说，名义上是130万人的部队，实则顶多也到不了一百万人，且内部派系林立，相互间钩心斗角。
当日军在华中地区大举来犯时，驻守河南的第一战区各部率先投入战斗，可第五、第九战区却迟迟没有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牵制日军向第一战区增援。
同样，在第四、第九战区遭到攻击时，其它战区也是一样策应不力，更不要说大举增援了。
试问，这样的配合作战，能赢得了吗？（日军在总体的兵力颓势演变成了在局部的兵力优势）
而且，当时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本可以成为国军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与其携手共同抵抗日军。
但蒋介石却不但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参战的机会，还对我党所领导的部队严防死守，将不少本应用在对日作战的部队用到了防御新四军上。
这样一边防着友军，一边又缺编少员、毫无默契，国军的豫湘桂会战又怎能打的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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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方先觉（1905~1983年），男，汉族，字子珊，江苏省徐州府萧县（今安徽萧县）人。抗日爱国将领，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
方先觉萧县第四高等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江苏省立徐州中学。之后，入读南京第一工业学校，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以后，转学军事，先后就读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4期受训。此后，他相继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军事行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在衡阳保卫战中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面对6倍于己的日军重兵围攻，坚持防守47日。
1949年底，离开大陆去台湾。晚年有《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等著作，1983年3月3日在台北病逝。